編者按：

　　百年黨的統一戰線史，留下了無數攜手同心的經典故事。如果文物會說話，那一張張老照片、一個個老物件、一座座舊址故居……歷經歲月洗禮，依然在講述著中國共產黨廣交朋友、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的故事，濃縮了厚重而燦爛的統戰歷史文化。“統戰新語”推出“以物述史”欄目，讓文物開口說話，講述中國共產黨團結引領統一戰線各界人士風雨同舟共同奮斗的故事，從歷史中汲取新時代不懈奮進的力量。

　　圖為周建人保存的1949年9月新政協籌備會編印的《國旗圖案參考資料》。

　　旗面為紅色，長方形，左上方綴五顆黃色五角星，一星較大居左，四星環拱于大星之右——這是人們今天熟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樣子。

　　它是由誰設計的？又是如何被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在中國民主黨派歷史陳列館的中國民主促進會（以下簡稱民進）展廳里，一份《國旗圖案參考資料》記錄了五星紅旗從38個備選圖案中脫穎而出的故事。

　　圖為入選《國旗圖案參考資料》的38幅國旗圖案。

　　1949年6月5日，為了做好協商建國的準備，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召開。第二天晚上，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舉行，民進主要領導人馬敘倫被任命為第六小組的組長，主持國旗、國歌、國徽的擬定工作。

　　馬敘倫是民進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也是著名的教育家、語言文字學家。1948年，他秘密離港“北上”，參加新政協籌備會。除他以外，第六小組還有開國元勛葉劍英、著名作家沈雁冰（筆名茅盾）等人。

　　雖然成員中不乏“大家”，但國旗并不是由他們“閉門造車”創作出來的。7月4日，第六小組舉行了第一次小組會議，這次會議擬定了《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啟事（草案）》，很快，征集啟事便被刊登在《人民日報》等媒體上，來自世界各地的國旗設計稿紛至沓來。

　　圖為《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啟事（草案）》，注明了國旗的設計應彰顯中國特征、以紅色為主。征求啟事經周恩來修改后，又向毛澤東、朱德、李濟深、張瀾等新政協籌備會常委廣泛征求了意見。

　　據統計，在短短一個月內，第六小組便收到了約2000件國旗設計稿，既有來自原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吳玉章這類“大家”的投稿，也有小學生交來工工整整的圖案，甚至還有23件是遠在美洲的華僑寄來的。

　　8月24日，稿件申請截止后，第六小組召開了第三次會議，馬敘倫告訴大家今天要把符合標準的國旗圖案拿來挑選一下。為了確保專業性，小組除了最初的成員，還聘請了畫家徐悲鴻、建筑學家梁思成和詩人艾青協助篩選。

　　在篩選的最初階段，后來被確定為中國國旗的“復字第32號”其實并沒有受到太多關注。

　　“復字第32號”的設計者叫曾聯松，讀書時曾選修過美術。看到報紙上的征稿啟事后，他創作了這幅作品。

　　在曾聯松的初稿里，大五角星內有一個鐮刀鐵錘的圖案，象征著工人和農民，但實際上，為了避免與蘇聯國旗過于相似，大多數包含這一圖案的設計稿都未能進入復選。

　　第四次會議后，第六小組刪掉了曾聯松初稿里的鐮刀鐵錘圖案，將修改稿納入《國旗圖案參考資料》，并把這份包含精心挑選的38幅國旗設計稿的小冊子分發到每位代表的手上，以進行全體分組討論。

　　圖為曾聯松設計的初版國旗圖案。

　　9月23日，全體政協代表分為11個組討論國旗的方案，但在討論中代表們各執己見，最終也沒有得出一個結果。

　　由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預計將于9月30日閉幕，時間緊迫，第六小組秘書彭光涵將會上的討論情況寫了個請示報告交給周恩來。據彭光涵回憶，當天晚上，他在辦公室工作時，周恩來曾詢問他到底哪個圖案代表意見比較一致，他回答：“一顆大五角星加一條黃杠的圖案贊成意見較多，但反對的意見也不少……大家比較欣賞的‘復字 32 號’，這個五星紅旗圖案，但是有人不贊成用四個五角星代表四個階級，總的看，五星紅旗的圖案比較好，容易通過。”于是，周恩來便讓彭光涵根據“復字32號”繪制一幅大一點的圖案，并制作一面大旗交給他。

　　兩天后，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座談會，聽取關于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問題的意見，邀請了馬敘倫、徐悲鴻等人參加。最終，大多數人都對“復字32號”國旗方案表示認可。

　　9月27日，經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議，五星紅旗被確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此后，馬敘倫又建議將10月1日定為新中國國慶日，并繼續主持設計國徽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