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既要堅持好、鞏固好經過長期實踐檢驗的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又要完善好、發展好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不斷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2019年10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

　　國之興衰系于制，民之安樂皆由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實踐證明：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體現人民共同意志，維護人民合法權益，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屬性，也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有效運行、充滿活力的根本所在。

　　把黨的全面領導貫穿到基層治理全過程

　　2022年國慶假期的第一天，湖北省武漢市東湖新城社區照例又熱鬧了起來。

　　近處，裙袖翻飛，居民隨著音樂歡快起舞；遠處，歡聲笑語，孩子們在社區廣場嬉戲玩耍。小區的居民三五成群，或閑談散步，或鍛煉身體，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

　　“黨員干部常態化下沉服務社區制度給社區各項治理工作帶來了強有力的支撐，社區治理力量進一步加強，現在社區面貌日新月異，居民擁有了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網格員楊銘新說。

　　社區治理得好不好，關鍵在基層黨組織、在廣大黨員。

　　時間回撥到2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回信勉勵武漢東湖新城社區全體社區工作者時指出，“抓細抓實疫情防控各項工作，用心用情為群眾服務”。

　　黨旗在基層一線高高飄揚。2020年抗疫期間，武漢市組織全市5.5萬名黨員干部緊急下沉支援社區，增援正在進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排查“街壘戰”。通過加強小區黨建，統籌各方資源力量，守嚴守牢疫情防控的關鍵陣地。

　　“通過黨員來引領基層群眾，在圍繞社區服務、社會治理方面，大家群策群力、積極參與，老百姓的幸福感、獲得感和參與社區治理的踴躍度有很大提升。”東湖新城社區黨委書記陶久娣說。

　　兩年多來，在基層黨建的引領下，161名黨員常態化下沉東湖新城社區，老東湖巡邏隊、“謝小玉”志愿服務隊、陽光屋綜合服務中心、抗疫先鋒隊等一系列志愿團體相繼涌現，災害應急、消防應急、物資保障應急、公共衛生應急等多支小分隊接連成立，服務居民的力量更強。

　　隨著疫情防控轉入常態化，武漢認真總結疫情防控經驗，將黨建引領小區治理的探索創新逐步推廣，形成基層治理的有效實踐。

　　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

　　2020年9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基層代表座談會上強調，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只有把基層黨組織建設強、把基層政權鞏固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基才能穩固。

　　《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等相繼出臺，全面推行黨組織書記、村（居）委會主任“一肩挑”成為共識，持續提升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

　　建好“橋頭堡”，黨的組織覆蓋和工作覆蓋持續擴大。

　　走在干凈整潔的街道上，處處可見千花競艷、百草葳蕤；步入小區、商鋪，一派窗明幾凈、歡聲笑語……

　　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康巴什區康城社區，一根“紅紐帶”織就一張“為民網”。

　　——縱向上形成“社區黨總支—網格黨支部—黨員樓棟長—共產黨員戶”四級網格組織體系；

　　——橫向上以社區黨總支為統領，建立“聯合黨委”，吸納區域內外13家黨組織抱團共建。

　　縱到底橫到邊的“組織堡壘”打通影響基層治理效率的痛點堵點，實現服務精準投送、治理精準落地。

　　基層治理千頭萬緒，如何在千頭萬緒中下好“繡花功夫”？

　　只有把黨的全面領導貫穿到基層治理全過程各方面，不斷拓展黨的組織覆蓋和工作覆蓋，才能構筑好基層社會治理“橋頭堡”，打通每一個“神經末梢”，使政治方向不偏離，資源能力有保障，不斷把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共建共治共享，將以人民為中心作為根本立場

　　2005年12月成立的湖南長沙市芙蓉區東湖街道龍馬社區具有區域大、片區多、單位多、企業多等特點。

　　“小社區”如何撬動“大單位”？近年來，龍馬社區發動轄區單位聯合成立“黨建聯盟”，建立了資源清單、需求清單、共建清單等“三張清單”，實施“群眾點單、支部制單、黨建聯盟成員接單、群眾評單”的互動服務模式，構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買菜難”的問題曾經一度困擾著龍馬社區的居民。針對居民反映的問題，龍馬社區黨支部發揮“黨建聯盟”作用，聯合湖南省農科院共同商議改造方案，在雙方共同努力下，完成了社區內老舊農貿市場的提質改造。

　　走進位于社區內的農科院生鮮市場，通透敞亮、干凈整潔的市場內，店鋪整齊排列，格外熱鬧，與之前年久失修、設施條件差、顧客稀少的場景形成強烈的反差。

　　共同參與、群策群力，“集各方之智、聚各界之力”讓社會治理的活力競相迸發。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區荷花街道新荷社區，處處井然有序：小區主通道上張貼著內容全面的“紅色物業明白墻”；每個樓道口都能看到各具特色的“網格公約”……

　　作為老舊房扎堆的社區，新荷社區曾經也飽受“垃圾沒人清理、綠地成了菜園子”等問題困擾。“社區、物業、業委會和業主四方，各有各的委屈，各有各的訴求。”社區住戶章女士說。

　　如今，通過建立“紅色物業聯盟”，新荷社區把業委會、物業公司、小區業主等多元主體統領起來，利用聯席會議等載體，合力解決小區管理中的難點問題。

　　緊緊依靠人民、一切為了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把社會治理變成億萬人民參與的生動實踐，讓人民群眾成為社會治理的最廣參與者、最大受益者、最終評判者。

　　2020年1月7日，北京大興居民李先生反映自己居住的小區門口高峰時段經常堵車，希望在此處增設一處紅綠燈。

　　1月9日，他得到大興交通支隊回復：“經研究，將此處納入人行橫道信號燈安裝計劃，預計5月31日前安裝完畢。”

　　人民群眾的一件件小事就是民生大事，積極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就是為老百姓干實事。北京探索出一條基層治理的新路徑，“接訴即辦”與“吹哨報到”聯合打通了城市基層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政府服務在互聯網時代提速，凸顯新時代新氣象。

　　共建的力量來自人民，共治的智慧出自人民，共享的成果為了人民。這項建議的采納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優勢所在的生動寫照。

　　當前，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已經形成，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不斷彰顯“中國之治”新優勢。

　　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匯聚起廣大人民群眾的磅礴力量

　　“這次的治理方案，我們的訴求得到了充分的表達，也真正起到了作用，現在我們小區停車有序，環境變得更好了，居民之間也和諧了許多，住在這里越來越舒心了。”看著小區的變化，河北省邢臺市襄都區左岸春天小區居民高海軍興奮不已。

　　近日，在左岸春天小區，業主代表、社區工作人員和物業共同商議解決了小區長久以來困擾居民的亂停車和停車難的問題。

　　“通過協商議事這種形式，讓群眾溝通有渠道、參與有平臺，聽民聲、聚民智、解民憂，社區治理更符合居民的訴求，讓群眾成為社區治理真正的參與者和受益者。”邢臺市順德北社區黨委書記李小倩說。

　　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如今，普遍建立的“有事好商量”機制，讓百姓將心聲“一吐為快”，助民生“關鍵小事”好商量、快解決。

　　“不到3小時，就解決了居民的4件煩心事兒。”湖北省十堰市鄖陽區青龍泉社區居民黨景芝說，“通過小小社情民意聯絡站，開展溝通懇談會，老百姓對社區治理各方面的訴求，有了解決平臺。”

　　成為一家人，共下一盤棋。這個易地扶貧搬遷安置社區，立足群眾生產生活現實需要，突出抓好社區治理，帶領廣大搬遷群眾安居樂業、幸福生活。

　　從各地“有事好商量”機制的建立，到新時代“楓橋經驗”借助互聯網搭建起干群交流平臺，再到各地爭相涌現的民情直通車、居民論壇、民主聽證會、民主議政會……一項項運用民主協商的方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凝聚社會治理的最大共識，形成了社會治理的最大合力。

　　“楓橋經驗”在傳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由基層社會治理的范本上升為黨領導人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條基本經驗。

　　近年來，浙江省紹興市諸暨市楓橋鎮楓源村深入推進民主治村，創新發展“三上三下三公開”機制，從收集議題到方案制定，再到最后落實措施，充分尊重民意、吸收民意、表達民意，真正做到讓群眾共同參與、共同協商、共同決策。

　　把矛盾化解在基層，看似一件件小事，卻是關乎群眾利益和社會穩定的大事。秉持“矛盾不上交”理念，新時代“楓橋經驗”在更多地方落地生根。

　　巷子可以窄，治理的路子要寬。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區分局黃瓦街派出所的轄區內，有知名的“網紅打卡地”——寬窄巷子。然而，噪音、油煙擾民，曾是周邊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派出所一天因這類問題接警十幾次。

　　對此，由公安、城管、市場監管、社區、商家及居民代表發起成立“商居聯盟”。大家通過建微信群、開每月例會、簽訂責任書等方式，實現自覺管理監督，這類警情大幅下降至每月3起左右。

　　（新華社北京10月13日電）